季羨林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寫道：「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一無意義，二無價值。」

這句話很消極，也很寫實得道出了許多普通人一生的無奈。

 

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究竟價值幾何？這一點因人而異。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每個天地之間的人都十足渺小。

蘇軾曾經站在哲學的角度，對人生在世有一個非常中肯的比喻：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且不論一個人杰出抑或平凡，他的一生終會成為歷史車輪下的一顆塵埃。

因此，關于如何過好這一生，我們只能從微觀的角度去尋求一個最佳答案。

 

在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的個人自傳《人間采蜜記》中，

我找到了某種能讓心神為之一振的答案。

對于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而言，他們都非常渴望自己的人生在他人看來是完美、無懈可擊的，

求取世俗定義下的成功人生，但是李銀河偏不。

李銀河深入淺出地用一個比喻表達了自己的人生觀： 

人間如花叢，我只是從中采擷一點點精華，對其他的一切不去理睬。

一生只有短暫的幾十年，要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奔放，隨心所欲。

 

在這本自傳中，李銀河坦誠而通透地向讀者講述了她一生的故事，

一切正如她所主張的人生觀：自由美好，真誠灑脫。

初入人世，歷經文革

1952年的立春，李銀河帶著整個春天降生北京城。李銀河出生于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人民日報報社的創社元老，一家人的住處坐落于著名的王府井大街。

因此，比一般孩子幸運的是，自出生伊始，李銀河便一路見證身邊的繁華熱鬧。

好景不長，這段無憂無慮的歲月過后是接踵而來的卻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14歲的李銀河尚不懂何為文革，但是她親眼目睹了身邊的知識分子，

其中包括校長、老師們，甚至是爸爸媽媽成為被斗爭、被批斗的對象。

身邊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學們也都難逃厄運，有的甚至痛失自己的父母。

 

李銀河自身也因此被孤立為「自來紅」。這段經歷在李銀河的童年中無非是黑暗而殘酷的，

但是她反而感到慶幸。從小家庭的保護傘一直將李銀河與真正的社會隔離開來，

文革的經歷反而讓她更深入理解了苦難的意義與社會的不公，培養了她對人的同情與質疑精神。

 

精神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認為，童年的遭遇對一個人成年后建立三觀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這段特別的遭遇的確深深影響著李銀河未來成為一名優秀的社會學家，以及中國第一位性研究學者。

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敢于質疑、敢于發聲的魄力，讓她于幾十年后能面向所有中國人，

對幾千年來人們諱莫如深的性話題侃侃而談，為中國的性學研究拉開了新篇章。

 

插隊和勞作生涯背后的自我覺醒

文革對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最殘忍的扼殺，便是剝奪其獲得知識的機會，空乏其精神。

在這場無可避免的洪流之中，只讀到初二年級的李銀河不得不中斷學業，參加串聯，前往內蒙古兵團插隊。

對于那個年代的很多青年而言，插隊不但艱苦，而且有一定的風險。

不少高干子弟不能吃苦，勞動的過程中倒下了，便客死他鄉。

只是對于李銀河而言，她一直將此視為人生當中的一次挑戰。

 

李銀河和大部分有志青年一樣，不愿意充當自私自利、享樂主義的落后青年。

因此，她迫不及待得想要奔向理想的戰場，做到青春無悔。

那種躍躍欲試的心情促使著她忘卻背井離鄉之苦，迫不及待地走向火熱的生活。

然而，理想在現實面前被活生生地澆上了一盆冷水。

在漫天黃沙的環境里，插隊青年們不畏艱苦，日以繼夜勞作所換來的不是豐收與碩果，

而是原住民的不解與指責。原因是內蒙古地區的農地排水系統不佳，

導致種下的糧食所收無幾，這讓其中不少青年瀕臨崩潰。

 

大家在長期的高壓工作下，并沒有收獲所謂的成就感與滿足，

人們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種平庸而無意義的勞作對青年心靈的戕害。

1973年，繼內蒙古插隊之后，李銀河又在江西農村勞動了兩年。

偏遠的小山村里，李銀河看到的不是生活的平靜與恬淡，感受到的不是勞作的激情與榮光。

她只是一次次見證了偏遠農村家庭的落后與無知，當李銀河看到他們將生育和繁衍作為唯一的信仰，

不由得感嘆：孩子并不是讓自己不朽的辦法，創造才是。這樣的感悟也同樣影響了她自己今后的生育觀。

 

農村生活的黯淡不僅于此，在李銀河看來，她認為最大的壓迫不是條件艱苦，

而是精神世界的匱乏，一如她在內蒙古插隊的時光。

 

在江西農村的這段歲月里，她沒有地方可去，只能一天到晚勞作。

這種慣性甚至都讓她開始幻想，與其這樣當一輩子農民，在農村終老，倒不如參戰死掉來得轟轟烈烈。

李銀河絕望地寫下這樣的句子： 我是一個充滿了熱情卻不能燃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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